溥仪和鹿钟麟等在北京会见******

　　中新社北京1961年10月13日电(记者/徐曰琮)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四位老人——熊秉坤、温楚珩、李白贞、邱文彬和鹿钟麟，今天上午在北京和溥仪会见。

　　会见的地点在政协礼堂的第四会议室。

　　上午11时，溥仪走进会议室，首先与鹿钟麟紧紧地握手，鹿钟麟一见溥仪，第一句话就是“奇遇，奇遇！”溥仪对他说“今天你看到的，不是从前的溥仪，而是新生的溥仪啊！”

　　这个曾经三度做皇帝的溥仪，1924年被当时身为西北军将领的鹿钟麟从北京故宫里赶出来。事隔37年，这两个曾经的敌对者，今日又在北京见了面，怪不得鹿钟麟要连连说“奇遇”。

　　会见的空气，显得十分轻松愉快。他们谈笑风生，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溥仪紧紧地抱着鹿钟麟和武昌起义打第一枪的熊秉坤一起照了相。溥仪以自豪的口吻说：“现在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了。”

　　鹿钟麟笑着问溥仪：“你还记得吗？当时我把你押出王宫送到‘醇亲王府’，临下车时我问你，你愿意做老百姓呢，还是做皇帝？”

　　溥仪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说要做老百姓，可是，老实说，那时心里想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说得大家都笑了。

　　溥仪说到1924年被逐出宫和1945年被苏军俘获后送回中国时的心情。他说，同样是害怕，心情却不同。1924年被押解出宫时虽然他吓得不得了，但是还想到能够保全性命。二次大战后被苏军送回中国，他想到共产党手里是必死无疑了。谁知经过将近10年的改造，不但没有死，反而得到了新生。他说：“我真正是亲身体会到毛主席的伟大！”

　　50年是一个不短的历程，老人们又经历了多少坎坷。武昌首义的四位老人今天还是和溥仪第一次正式会见。熊秉坤当时是第八镇工程营的一个班长，是武昌起义打第一枪的人。温楚珩在当年和詹大悲等几个人带了两连兵一起光复了汉口。邱文彬率领炮队在汉阳龟山开炮，一炮炸翻了湖广总督瑞澄的签押房，吓得瑞澄从后院墙挖个洞逃走了。李白贞则是一个艺术家，开了个照相馆做掩护工作，革命军的印信就是他手刻的，现在陈列在革命博物馆里。

　　老人们娓娓地谈到辛亥革命时的斗争情况，又谈到辛亥革命后生活的遭遇，对今年隆重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似有无限感慨。他们都热烈地祝贺溥仪的新生。

　　熊秉坤对溥仪说：“今天你已改造成为新人，我们都很高兴。在我们祖国大家庭里，各族同胞都是平等的。我大你20岁，你还年轻，希望你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多做一些事，我也要争取多做事。”

　　溥仪说：“我虽然已经55岁了，但正像一个初生婴儿，还要发育长大。”

　　溥仪今天穿了一套天蓝色新的哔叽中山装，胸前别着一颗毛主席像和一颗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章。

　　午餐时，大家一起碰了杯。过去，武昌首义的老人们是捏着枪杆子的；鹿钟麟进宫逐溥仪时手里还捏着一颗空心炸弹。今天，大家端起了注满祖国美味葡萄酒的高脚杯，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干了温暖幸福的一杯。

曾发出“最后一电”震动全国 抗日老兵卢庆贻去世******

　　“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是抗日战争期间震动中国的“最后一电”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

　　这封电报出自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约17000名中国士兵面对超过10万日军，坚守衡阳47天，打退日军多次进攻，直到弹尽粮绝时发出了这封被称为“最后一电”的电报。这封电报后经报纸报道，闻名全国，激励了国人的抗日热情。

　　2023年1月9日，当年发出了“最后一电”的发报员、抗战老兵卢庆贻的儿子卢先生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其父亲在1月8日上午10时55分于湖南湘潭去世，享年94岁，“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要走正道，堂堂正正做人。他曾谈起战争时命悬一线的经历，但直到此前有人调查相关的历史时，他才说起自己就是著名的‘最后一电’的发报人。”

　　卢庆贻13岁报名参军

　　湘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此前发布的文章中介绍，1941年，刚满13岁的卢庆贻报名参军，投身抗日，被分配到第十军军部。1944年，为扭转太平洋战场不利局面，日军急于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疯狂实施所谓“一号作战计划”，扼守粤汉铁路的长沙、衡阳是主战场之一。当年5月底，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主将找到中国守将的战法漏洞，狡猾地实施作战计划。当年6月，长沙沦陷，衡阳北面再无阻挡，日军大举南下进犯。第十军奉命死守衡阳，寸土不让，等待援军，但双方实力悬殊，守军只有17000余人，日军兵力超过10万人，还动用大量飞机大炮对守军阵地和衡阳城狂轰滥炸。

　　1944年8月6日发“最后一电”

　　文中介绍，卢庆贻曾回忆说，1944年6月下旬，日军三个师团对衡阳城发起第一次强攻，从地面和空中进行狂轰滥炸。但守军士气高涨，沉着应战，顶住敌人猛烈炮火，日军阵地几乎没有向前推进一步。“日军还使用了毒气，我军整整一个排的人都被毒死。城内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前线，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后来只能把毛巾打湿后围在脸上防毒。”卢庆贻说。此后，中国军队又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两次强攻，但守军粮食弹药补给吃紧，援军却迟迟不到。8月6日，守军拟好了一道电报，由译电员交给卢庆贻，卢庆贻随即将电报发往芷江，后经由芷江空军台转往重庆。此后，卢庆贻被日军俘虏，万幸在被日军强迫劳动时逃脱，抵达贵阳后，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了他拍发的“最后一电”全文。

　　70多年后仍能背完整段电文

　　卢庆贻的儿子告诉北青报记者，父亲当时是部队中的电报员，当时译电员给卢庆贻的是电文代码，他自己并不清楚发布的电报具体内容，直到抵达贵州才了解到自己当时拍发的电报引发了全国热烈的反响。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70多年后，卢庆贻在接受采访时仍能一字不差地背完整段电文。衡阳沦陷后，不少阵亡中国士兵遗体暴露于野，长时间没得到安置。抗战胜利后，包括卢庆贻在内的60多名第十军士兵赶到战场，用4个多月时间收集了3000多具阵亡将士遗体，全部合葬在衡阳城郊张家山一带。卢庆贻的儿子说，近些年父亲还曾和他一起去过张家山，“父亲给我讲当年这一带的情况，回忆当年的故事。”1946年，卢庆贻回到老家务农，再也没有出去。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9月3日，卢庆贻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并于当天坐上第11号阅兵车接受检阅。在卢庆贻卧房里，墙上挂着很多他参加抗战纪念活动的照片，桌上摆着各种荣誉和纪念勋章。“跟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算幸运的。无数将士官兵献出宝贵生命，才换来如今的和平生活。”卢庆贻说，“我们要珍惜和平，希望永远不要再有战争。”

　　卢庆贻的儿子向北青报记者表示，目前家人正在操办老人的后事，“父亲曾给我们讲过战争的残酷，谈起他九死一生的经历。但一直没提起自己就是‘最后一电’的发报人，直到前些年有研究者得知他是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找他了解情况，老人才讲述了自己发出‘最后一电’的经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一直教育我们一定要做个诚实的人，要走正道，做一个正派的人。”

　　文/本报记者 屈畅 统筹/孙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