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境跟团游最早2月6日出团 3月开始出境跟团产品将增加******
出境跟团游最早2月6日出团
预计3月开始出境跟团产品将有所增加
2月6日,旅行社出境团队游业务试点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可开展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春节假期后,已有不少旅客开始期待2月6日后的出境跟团游了。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不少旅行社公布了出境跟团游首团时间。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在首批名单中。
首个出境团队游
下周一将前往普吉岛
2月6日,旅行社出境团队游业务试点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可开展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在首批名单中。
“2月6日,首批旅客将搭乘10:40起飞的春秋航空9C8512航班前往泰国普吉岛。”春秋旅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两天公司在加班加点围绕出境跟团游作部署。
凯撒旅业官微发布消息称,凯撒旅游出境游业务已全面启动,凯撒旅游2023首批出境游产品正式上线。“凯撒旅游首批数十款不同类型的出境旅游产品即将陆续上线,2023首个赴欧旅游团组将于2月7日启程。”凯撒旅业董事长陈杰介绍。
截至目前,携程共上线近700条出境团队游产品,覆盖15个目的地国家/地区。其中携程自营产品近400条,覆盖9个目的地国家;包含跟团游、半自助游、私家团以及自由行打包产品等多种类型。
携程最早的出境团是2月7日前往曼谷的泰国曼谷+芭提雅6日5晚半自助游。该团目前共有6位客人,分别从南宁、惠东及中国香港搭乘飞机在曼谷集结。
“航班资源有限以及团票政策不明朗导致当前国内出发的境外跟团产品选择较少。我们假期也在与海外地接社密切联系,紧锣密鼓地摸排采购资源,制定产品上线计划,审核上架产品,整个假期都没怎么休息。”携程海外跟团产品总监张妍介绍道,“出境跟团游市场的恢复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预判大概从3月份开始,不论出境跟团产品数量和报名人数都会增势喜人。”
2月平均机票价格降五成
香港中转出境性价比高
北青报记者从去哪儿平台获悉,多条航线2月平均支付价格比春节期间降低五成。截至1月30日,2月出发的香港-曼谷机票1200元,香港-新加坡800元,上海-普吉800元,杭州-金边1020元,澳门-河内1055元,价格已不到春节期间的三分之一。
此外,从香港转机飞东南亚价格也更具吸引力。例如,1月末至2月初,从中国香港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泰国曼谷、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价格均在从广州出发一半以下。
从香港中转出境是高性价比选择。擅长做旅行计划的黄女士算了一笔账:“从广州坐高铁去香港非常方便,目前通关要查48小时核酸,提前一天找个能出双语核酸报告的医院,转天就出结果。火车票加核酸两个人500元内就搞定。”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郭乐春表示:“受限于航权问题,飞往欧、美、日、韩的航线恢复较少,飞往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东南亚地区的航班量将于2月增长。随着旅客量较春节期间下降,机票价格也将下降。2月6日,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试点恢复,2023年有更多机会走出去看一看、玩一玩。”
随着春节期间中国游客陆续返程,境外酒店也陆续降价。在去哪儿平台上,新加坡、曼谷、普吉岛、澳门和香港的酒店平均支付价格均有所下降,降价幅度在10%左右。
“我简单算了一下,菲律宾2人7日游,吃住顶配,人均一万元左右。”黄女士说。
在去哪儿平台上签证业务搜索量,1月环比12月增长近3倍,出境游搜索量较高的产品是普吉自由行、曼谷+芭提雅团体游、清迈半自由行等。上海直飞曼谷7日游往返机票3500元、上海直飞普吉6日游往返机票2287元、上海直飞清迈6日游往返机票2181元。另有曼谷+芭提雅6日5晚网红行程、泰国清迈深度体验自由行等团体游项目,都是搜索热门产品。
旅行社协会提示游客
理性消费、慎选高风险项目
2月2日,中国旅行社协会发布《关于做好试点恢复旅行社经营出境团队旅游业务的提示》指出,旅行社要按照《通知》要求,在国家名单范围内开展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明确各方权责等。
《提示》说,为进一步发挥好行业自律作用,规范经营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游客和旅行社合法权益,中国旅行社协会对出境游相关事项发布提示,旅行社应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明确各方权责。明确告知游客回国须持有48小时阴性核酸证明,并及时提醒和协助游客开展核酸检测,避免因无法提供核酸证明而延误返程时间。建议在旅游合同中就核酸检测费用以及游客未按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导致无法按时回国的责任作出明确说明。
此外,旅行社还要引导游客遵守我国及旅游目的地法律法规,尊重目的地文化传统、风俗禁忌、宗教信仰,拒绝野味、理性消费,谨慎选择高风险项目,自觉抵制不文明行为,倡导安全、文明、绿色、健康旅游新风尚。
文/本报记者 蔺丽爽 统筹/余美英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